然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近五年东部10省区(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约为中部6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的21倍，其省均高新产业的销售收入是中部省份的13倍，可见东部与中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要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金融业可以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资产投向的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结构的提升与金融深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既符合经济理论也符合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现实状况，利用金融业引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今后中部地区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
三、金融业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计量检验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统计局网站，时间跨度为2000-2006年，截取的样本区域包括东部10省区市和中部6省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区域最新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原来被划人东部省区的辽宁省现在和黑龙江、吉林一起被归类为东北三省，中部省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本文收集了16省区从2000年-2005年共6年的纵列数据样本共96个，选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指标作为因变量，根据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第一产业的比重将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将日趋增加，而产业结构的提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产业的演进有助于加速实体部门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这里选取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upgrade)作为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指标，银行信贷规模占GDP的比值(bank)和股票交易额占GDP的比重(capital)为自变量指标，分别反映银行发展指标和资本市场发展指标。考虑到时间跨度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回归中引入了年份虚拟变量，以2000年为基准年份(year)。为反映地域差别的影响，引入地理虚拟变量(district)，以中部地区为基准区域。我们的基本模型表达如下：
upgradei=β0+β1banki+β2capitali+γyear+district+ui
下标i表示不同的省区市，β表示常数项ui表示随机误差项。利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
我们发现银行业的发展对某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影响，银行信贷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6个百分点，且在0．2％的水平上显著；股票交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0．3个百分点，但是其显著性大大降低，较大的p值是对H0怀疑的弱证据，这一方面和变量的设置有关，即我们采用股票交易额而非股票市值使分析产生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股票交易额的异常波动所导致，如2005年，由于市场处于调整之中，全国大多数省份证券交易额下降，全年有20个省(市)股票基金交易额出现20％以上的负增长。我们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的大小也与地理区域的分布有关，其在2．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由于中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影响其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效应的发挥，并且已经对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而东部地区的良好区位，已经形成一种循环累积效应，相对于中部地区，其金融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要高出4个百分点。从年虚拟变量的系数变化模式本身可以看出，金融业发展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效应日趋明显，如2002年与基年2000年相比，金融业的产业优化效应提高了0．4个百分点，而2003、2004和2005年与基年相比，其产业优化效应分别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和5．1个百分点，鉴于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不同(产业拉动指GDP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1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的拉动贡献占到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为4个百分点。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0．2个百分点中，第二、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分别占5．6和4个百分点，因而需要加大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的比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而金融业在提升地区或国家的产业结构过程中其地位至关重要，本文的计量结果也有力地验证了该结论。
四、金融业的企业家创新升级效应
熊彼特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体现在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支持上。这就是说，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金融业能够为该国或该地区的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大力支持，则金融就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利用新兴企业经济的比重(包括个体和私营企业)来衡量某地区企业家资源的丰歉，包括每万人个体企业的数量、产值和每万人私营企业的数量、产值，输出变量y由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数据来源为全国31个省份2001-2004年的数据均值，数据采用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消除量纲的影响。研究表明，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的发展均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正向贡献，表明企业家精神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正的贡献率，其中个体企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0．442和0．025，私营企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0．574和0．402。
尽管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正效应，但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却存在很多阻滞因素，如基础设施(道路、电力、电话)、法律体制、金融困境、社会因素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所面临的金融困境：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往往容易出现融资困境，金融约束在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上起到束缚和桎梏的作用：例如，金融约束在塑造泰国的企业家精神的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富裕的家庭才更加有可能从事创业活动。Holtz—Eakin et al(1994)和Evans and Jovanovic(1989)利用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财富对企业家精神存在重大影响，金融约束在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因而，好的融资制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家的筛选，即把稀缺的资本资源配置给最优秀的企业家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江浙地区民间金融制度就曾经扮演了甄别企业家精神的融资制度和社会制度，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为企业家的成长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而实现的，而恰恰在这方面，中部地区较为落后。因此中部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要致力于如何鼓励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的活动范围，塑造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支持和鼓励更多有能力、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中部地区自由创业、自主创新，最终影响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和综合实力。因此通过金融业的发展造就更多的企业家，并大力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区域产业升级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