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西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著作。东汉班固撰。其记事始于汉(刘邦)元年（公元前206）,终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全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
西汉末年，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另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汉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有意识地采取了《史记》汉初一部分，再续补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故有“史汉”(《史记》、《汉书》)、“班马”（班固、司马迁）之称。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在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则是由班固撰写的。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充整理续写而成。宋刻元印本《汉书》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极深,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在评论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马迁那种匡世济民的战斗热情,但是班固作为历史学家，他赞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汉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且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不如《史记》中的人物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从而成为人物传记的范例。如《苏武传》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表扬了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活画出一个不以谄事权贵为耻的官僚形象。《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在文学语言方面，班固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崇尚采藻，长于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但《汉书》的语言也因此具有整饬详赡、富丽典雅的一面,引起后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贡献。
《汉书》流传后，由其多用僻字古词,比较难懂,东汉末年已有应劭、服虔为之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作《汉书》新注，流传至今。现存最早刊本为北宋景□年间刊印的，历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另补注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和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
